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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数学家心灵”与经济处方 [编辑] [删除]
2016-09-30 09:36:33 | 分类: 数学应用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
韩莉、韩晓雯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

  在1998年美国年度经济会议上,经150位经济学家投票,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不过有经济学家提出,如果以“最伟大”这一标准来裁定的话,弗里德曼则为第一。

  倡导政府不干预经济,是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理论的核心。这种主张恰恰是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锋相对的。

  凯恩斯经济学是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研究如何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理论依据。由于凯恩斯经济学涉及的是西方国家急于解决的就业问题,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便代替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居于统治地位。其政策主张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国策,在美国尤其如此。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滞胀”的出现,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繁再现,使得凯恩斯主义受到很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彻底抛弃奉行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理论,在经济和政策方面实行大转变,新自由主义重新兴起。如果说凯恩斯学说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直都很奇怪,为何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会成为学术思想上的“死敌”?也许从各种关于他们的传记中能够找到一种解释的可能。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书名中“两个幸运的人”,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回忆生活和历史,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弗里德曼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自由主义主张。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凯恩斯除了思想上的对立外,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1928年,他进入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路特葛斯大学学习。1932年,他从路特葛斯大学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弗里德曼的研究生专业最初是数学,目的是将来成为保险业的精算师。但后来由于有几门功课考试不及格,他便转向了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最终获得数学和经济学双硕士学位。1935年,弗里德曼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为美国资源委员会当时正进行的一项消费预算的大型研究项目工作。1937年,他进入美国经济研究署,协助专业人士作收入研究。1941年到1943年,他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从事战时税收政策研究。1943年到1945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为美国政府从事武器设计、军事策略和冶金试验等问题作数学统计。1945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州立大学。1946年,他接受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1964年,参议员古德沃特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弗里德曼担任他的经济顾问,古德沃特后来竞选失败。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成功后,弗里德曼担任他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英国剑桥城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母亲曾担任剑桥市的参议员和市长。凯恩斯1897年获得伊顿公学的奖学金,进入这所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多次获得学校的数学奖学金。1902年他考入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开始对政治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第四个学年,为了应付文官的考试,凯恩斯开始学习经济学。为了获得研究员的资格,凯恩斯在1908年7月,回到剑桥大学做经济学讲师。1909年,他的第一篇经济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获亚当·斯密奖,他作为经济学家初露头角。1911年,在马歇尔的推荐下,凯恩斯开始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一时期,他对印度问题很感兴趣,先后撰写了《论印度最近经济的发展》和《印度的通货及财政》等论文。当时,印度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成立的皇家印度通货及财政委员会聘请凯恩斯担任委员。凯恩斯提出在印度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以便加强对印度的控制。1915年,凯恩斯正式到财政部任职,负责有关国际金融的业务。1919年,凯恩斯担任皇家学院的副会计长,以后又担任正会计长。1926年,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明确提出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行不通了。1936年,凯恩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书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作了新的解释,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国家干预方法。二战爆发后,凯恩斯担任财政大臣的顾问,还兼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从以上二人的简略传记中可以发现,他们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精通数学、经济学、统计学;都有学术和政治上的经历,而且还都曾在财政部任职;都对经济危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其次,还有一个为大家所忽略的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对印度问题比较感兴趣,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还亲自去过印度,处理过有关印度的财政问题。至于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弗里德曼的印度之行,下文就要涉及。

  1955年底,弗里德曼受美国政府委派,到印度参加国际援助,担任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当时印度有一个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的负责人是玛哈兰诺比斯,印度统计研究所所长,也是一位知名数学家。其名誉主席就是尼赫鲁总理。由此可见计划委员会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印度的这种状况,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数学家(无论他是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或是统计学家)都倾向于主张推行中央计划经济。首先,数学问题不是对就是错,而‘一流’数学家都会同意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其次,有些人的数学才能在年龄很小时就表现出来,结果有着超常规数学才能的人年轻时就得到重用,因此一般都很自信。当进入经济学领域时,他们继续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他们有能力找到答案。”

  弗里德曼揭示了数学大规模侵占经济学之后所导致的后果,那就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这种“数学家心灵”的根本问题,就是一种为许多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理性的力量,实则为“理性的自负”。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可以运用统计技术,统计出全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计算出什么样的价格水平可以使供需达到平衡。因而,计划经济在他们眼里就成了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式。

  印度的文官制度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国家干预主义印象。他说:“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与独立性。”而剑桥大学又恰好是凯恩斯的大本营。凯恩斯去世后,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成为剑桥大学凯恩斯学派的领导人。在去印度之前,弗里德曼恰好去过剑桥大学,他发现,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系,“占主导地位的人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只有少数人才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人在不因政治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可以设想,由这里毕业的印度学生,当然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

  于是,印度的官员们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意志和权力,而那些“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们则提供了“理性”的计划技术。这样就使印度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

  而对于计划经济以及以“计划标榜自身”的社会主义,弗里德曼是坚决反对的。在《自由选择》里,弗里德曼指出:“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民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1929—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危机中,各国相继采取了各种“国有化”或“国家管制”的反危机措施。其中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最典型,其核心是全面实施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以恢复金融信贷系统,消除生产过剩,扩大社会福利,减少失业人数,缓和阶级矛盾。罗斯福新政在短期内就迅速控制了美国经济的混乱局面,似乎在实践上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巨大成功。于是凯恩斯主义也就获得其发展的历史机遇。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论”,即一国经济之兴衰变动都源于社会“有效需求”之是否充分。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周期性的衰退和大量失业的存在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要消除这种状况,就必须由国家来管理有效需求,进而引申出一整套以财政政策为重点,以相应的货币政策为辅助的方法与措施。

  而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就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如果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的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就是一个明证。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弗里德曼就一直在宣扬“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他非常赞同美国建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观点:“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弗里德曼也大力倡导有限政府,“政府虽本意善良地试图调整经济,立法约束道德,或帮助特殊团体,代价却是低效率,缺少创新和丧失自由。政府应是裁判,而非积极参与者”。20世纪50年代中有段时间,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被人们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其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那时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非常盛行,人们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弗里德曼指出:“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加同他的预想不相干的私人利益。”也就是说,政府或许真的想增进公共福利,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最终增进的却是私人利益,或者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大小官僚的利益。

  对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危机并不是由市场造成的,相反是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它听任货币供应的急剧减少而袖手旁观,以至于“货币崩溃”从而引起了经济崩溃。他在第三章里分析了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阐述他的相关思想。他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相反。这种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这本回忆录中,弗里德曼非常谦虚地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等。

  如果单独分析弗里德曼的思想,我们或许就会很简单地认同他的归因,因为个人的思想理论无疑是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然而,把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结合起来,对比分析,笔者发现绝不可以如此简单地归因。因为,这两位针锋相对的大人物,居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是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那么为何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主张受到那么久的孤立、嘲讽和冷遇?如果说是当时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当时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时期。于是,笔者又想进一步探究二者究竟还有什么不同,除了发现二者在出身上有些不同之外,其他客观的东西没有再找到。于是,笔者又回到弗里德曼的思想上来,在《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这本书里终于找到了答案,即“反数学家的心灵”,也就是对理性自大的一种反省和警惕。虽然弗里德曼也同样接受了数学和经济学的熏陶,而且还非常精通,但弗里德曼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是他能保持一种“跳出庐山”的批判意识,所以他才一时为众人所不解,所以他才能走出凯恩斯主义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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